鲁迅的父亲对鲁迅的影响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丰衣足食的官宦之家，鲁迅父亲性格非常暴躁，经常发脾气，摔筷子，摔碗，所以鲁迅对父亲既敬重又害怕。
1893年，鲁迅12岁，父亲周伯宜抱病在床，而且祖父周介孚也因为行贿案，被判入狱。从此鲁迅家道中落，作为长子不得不担负起家中的重任。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过早尝尽了人生的酸苦，所以在他13岁之前，乡下度过的那段快乐日子，是鲁迅压抑生活当中的一道阳光，对鲁迅来说弥足珍贵。鲁迅怀着受伤害的心情走向社会，在人生的感慨与洞察背后，尝尽冷暖，童年的那段生活成为他逃避现实的心灵慰藉。
所以在《社戏》当中，鲁迅由于精神压抑，以至于从北京戏园两次看戏都不能排解他心目中抑郁，只能从童年的回忆当中找回自己的欢愉。但是现实里的故乡又导致他不愿相信家乡农村的凋敝与破败。
童年里，乡村的风景是那样美丽动人：“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小说中的童年记忆充满了童真、诗意与温情，自然的一切充满了灵动飞扬的生命活力和绚烂美妙的幻想色彩，而且体现着儿童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可是现实中的故乡，是那样的萧索残破，童年只能活在回忆里，成为他避难的港湾。
鲁迅对父亲爱与憎的情感
鲁迅在小小的年纪就体会到儿子的多重含义，既笼罩在父亲的权威下，又要承担长子如父的家庭责任。
1896年，鲁迅父亲去世之后，鲁迅就代表着自己这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族人议事。这些名分上的长辈，却常常讥讽和欺辱鲁迅，大家常常用共议的名义，来逼着鲁迅表态。小小年纪便遭到家族的欺辱，同时他还要肩负起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责任，重振家业。
1909年，鲁迅为了给要结婚的弟弟凑费用，留学日本的鲁迅毅然决定回国，1919年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宅，用自己的积蓄在北平买了一套宅子，实现了十三口人的大团圆，尽到长子如父的责任。鲁迅给予弟弟们如父亲一般的庇护，在这里父亲不再是强权的符号，而是牺牲的英雄。
在《父亲的病》中，父亲病重即将离世，族里的老人让他以叫魂的方式，把父亲给喊回来，可是父亲还是死了，鲁迅认为是自己喊的声音不够大，才导致父亲没有能够活过来。
这样的想法当然很幼稚，但是这份自责却饱含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爱。鲁迅在临死前几个月，写了《我的第一个师傅》，其中回忆了父亲对儿子的爱护：“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须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
鲁迅更多时候是对自己父亲严苛的不理解，在《五猖会》中，鲁迅回忆，在他期盼已久的迎神赛会终于来了，可临出发前父亲却命令我背《鉴略》，虽然我最终完成了父亲的任务，但出发前的兴奋劲却一扫而尽，“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鲁迅对自己父亲的这种专制，不近人情的管理方式是不理解的，甚至是充满憎恶的。由于血缘的原因，鲁迅对自己的父亲是敬爱的，可是新旧文化的冲突，又让他充满了憎恨，爱与恨成为鲁迅对父亲的交织情感。
在儒家文化里，父亲代表着敬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他时常在作品当中，通过“父亲死了”这种方式，将父亲的专制，无法强加在下一代身上，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从伦理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父亲死了象征着权威、秩序、纪律的消亡。
在鲁迅作品当中，虽然父亲常常不在场，但是他是压制新生一代健康的集权，他似乎从闰土成为父亲之后，会变得封建麻木，看到了恶性循环，这种父亲的形象，正是鲁迅所极力抵制的。
经历了先天性的“父亲”意象缺失，饱尝了寻找父亲的辛酸，超越了为父复仇的情感碰撞，鲁迅的生命中始终暗藏着构建理想“父亲”意象的人生哲学。
鲁迅在他的《呐喊》当中说到：“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在缺失父亲情感的前提下，他却主动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行着使长兄如父的职责。”对于鲁迅而言，父亲的情感因素的缺失成为他的遗憾，而且难以弥补，但是他却不愿意孩子们再复制这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