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时为什么用8面红旗8个宫灯

1949年9月，庆祝大会筹委会把布置装饰天安门城楼的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考察现场后，决定把任务交给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接到任务时，只有20天的期限了，他决定让队里的两名1945年在张家口加入八路军的日本美术家肖野（小野泽亘）和森茂来设计。他们精心研究各种资料和数据，吸取大家的合理意见，一周后，一叠16开的白纸上画满了草图。此时政协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和美术顾问张仃也来参加装饰设计。他们从中选出20幅，由张致祥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一眼就看上了8盏大红宫灯的方案，他指示要突出表现城楼，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是戴八角帽的侧面像，高6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的周令钊站在脚手架上画了20多天，助手是新婚妻子陈若菊。像下最初有字，9月30日夜中央决定去掉，周令钊修改完毕时，天已经快亮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两侧红墙上的标语与现在不一样，当时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拟定的。标语上端庄匀称的宋体美术字是政协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写的。钟灵在延安时经常写大标语，但这次的标语太大了，每个字高2米，宽2.2米，人躺上去都绰绰有余。虽然解放区早已流行简化字，但按照多数人的习惯，这两条标语继续使用繁体字。因此钟灵用铅笔和尺子整整写了两天，再交木工制作，红底白字，镶绿底金花纹边框。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当时还没有挂国徽，而是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每个字约1米见方，也是钟灵的大作。在城楼上的10根廊柱间悬挂8盏大红宫灯，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厚的喜庆气氛，也显得庄重、严肃。但是，宫灯设计图案通过后，苏凡跑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能承接制作的工厂。人们焦急万分，这时肖野说，不管是大宫灯，还是小宫灯，道理都是一样，只要能找到一个扎灯的艺人帮忙，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在故宫档案中查找到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还活着。这位姓尹的老艺人看了图纸，又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然后诚恳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让我做可以，但我要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而且这么大的宫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只能在城楼上做。”老艺人叫来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8个厚重的灯笼圆托是老艺人亲自找木工定做的。肖野和森茂则负责画宫灯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离开城楼，离开国大典只差一天多时间，8盏宫灯终于做好了。8盏宫灯都是用生长5年左右、高3米多的毛竹，不褪色的红士林布和松木制作的，上下部贴有金黄色的云朵，底部配有黄色流苏，十分庄重、大方、美观。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3个战士手拉手才能环抱，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宫灯制成后要按设计的位置挂起来。为此，张致祥调来十几名战士，并搬来梯子，大伙七手八脚，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挂成，因为宫灯又大又重，小钉子无法固定也承受不起。还是肖野提出，在横梁上用两个铁环受力，大家豁然开朗，一试果然成功了。经过大家一番努力，9月30日，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它们同中国人民一道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又显露出它庄严、典雅的宏伟气势，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准备与欢天喜地的北平市民一道，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1994年，经上级批准，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替换成折叠式的新式灯笼，原悬挂了45年的大红宫灯终于完成历史任务光荣“退役”。原来悬挂在东二、西二位置的两盏宫灯被拍卖

这个非常成功的设计方案是一位当时年仅32岁的年轻小伙子设计的。

这个小伙子叫张仃，当时虽然年纪32岁，但他却是世界文化艺术巨匠白石老人的弟子兼知己好友。1949年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当典礼确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时候，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出现了：天安门曾经是封建的象征，更代表着封建皇权，如果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代表封建皇权的天安门，彻底地转变为新中国的正面形象代表呢？当时年轻的张仃已经是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之一，他也一直是非常突出的革命文艺宣传工作者，因此，年仅32岁的张仃便作为全国文艺界杰出代表被选为开国大典的设计顾问之一，与其他设计者各自出设计方案由上级选择。

在接到设计任务时，时间已经很紧迫，张仃考虑到既要不破坏天安门古建筑的原貌，又要最大程度地节省财力物力，还要能在最短的时间高效率地进行布置，于是他设计出了一套非常简洁的方案：八盏大红灯笼加八面红旗的主要符号元素为基础的设计方案，结果，这套方案很快在众多的备选方案中跳跃而出成为最终设计方案，仅仅只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微调。而张仃也全程亲自参与到布置的过程之中，并亲自登上城楼悬挂国旗。上图三为张仃在城楼参与布置工作。此后，这套天安门的形象就成为了固定的标准形象，也成为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符号。

五十年代中期，张仃又全程负责一系列国际性展览中国展馆的形象设计和内部设计工作，他再一次将极具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的大红灯笼带到了世界舞台，这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灯笼符号在国际舞台上非常受欢迎，中国形象逐渐通过这种符号性文化的输出得到了强化，并很快受到国际认可。事实上，自1951年开始连续八年，张仃都是中国国家形象在海外的总设计师，期间在欧洲举办的多场国际博览会的国家馆均由张仃负责总设计，而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并深入人心。

七十年代末期，张仃又操刀设计了哪吒的动画形象，这也是哪吒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影视银屏和世界影视文化的舞台，这部《哪吒闹海》获得了戛纳放映奖，也成为了最标准的哪吒形象，时至今日在影视作品中的哪吒依然以张仃所设计的形象作为原型，张仃亦被称为“荧幕哪吒之父”。除此之外，张仃还曾在1957年、1959年、1981年多次设计系列纪念邮票，如今这些珍贵的邮票已经成为了艺术品市场的宠儿，千金难求一票。

由于张仃在美术设计界的巨大成就，他被视为我国美术的奠基者之一，很多人认为张仃只是一位杰出的工艺美术家，但实际上，张仃的设计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真正的强项却是中国画，尤以焦墨山水最为突出，被誉为“世纪末的黄宾虹”。由于时代背景的原因，从1974年开始张仃便不再画带有色彩的画作，并且只画山水不画人物，一直到他80岁才封笔改为只写书法，从而成就了一代焦墨画大师。

2017年清华大学隆重举办了张仃100年诞辰的大型专题展览，展览囊括了张仃一生中创作各类艺术作品，而展览所展示出的张仃一生涉猎的艺术范围之广令人称奇！这次展览向世人完整的展现了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旅程和人生写照，而在张仃的艺术苦旅生涯之中，几乎全部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奉献自己的艺术生命。

而张仃一生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他的两位老师——齐白石和黄宾虹。1949年张仃来到北京进入北平艺专与李可染成为同事，李可染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优秀年轻人非常看好，经李可染的介绍，年轻的张仃拜齐白石为师，两位年龄相距五十多岁的师生开始了一段传奇的师生情缘，而齐白石对张仃非常器重，更是引他为知己称他为“张仃弟”而不以学生对待。由于李可染同时也以黄宾虹为师，李可染又介绍张仃与黄宾虹相识，黄宾虹也成为张仃的老师。

而齐白石与黄宾虹“南黄北齐”的称号，就是张仃于1958年提出来的，他在当年的一份学术刊物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创新性的第一次将齐白石与黄宾虹放在并列的位置上进行学术研究讨论，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南黄北齐”的口号，此后，“南黄北齐”便成为了近现代艺术史上的巅峰代名词。但是，对张仃影响最大的还是黄宾虹，1974年以后张仃主攻的焦墨画，就是直接取法黄宾虹，而张仃的后半生也几乎是倾尽全力推崇黄宾虹的艺术。

作为一个有着如此成就的艺术家，张仃显然未被当代艺术界足够重视，甚至少有人知。但他的艺术成就，在未来必将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