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汉人统治的国家(南北朝是汉人吗)
简介:从隋朝到唐朝,象征着旧时代被抛弃,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和一个新的汉族正式诞生。但这个王朝,继汉朝之后,诞生于北朝,其文物制度是基础。经济制度继承了北魏的均田制,兵役制度是北周军事制度的延续,法律是北齐河大清的蓝本。
冯太后(441-490年)
魏晋时期北方胡人的汉化运动与其政治成熟相辅相成。统一北方约半个世纪后,第七代、第八代孝文帝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跃。汉文帝是一个五岁的继承人,他的祖母,石丰,文成帝的汉族皇后,已经在宫廷里呆了二十年。冯太后于1990年去世,孝文帝掌权。公元499年(太和二十三年),33岁的孝文帝驾崩。五世纪下半叶,祖、孙在迁都前后大力推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建都革新政策。
冯太后是历史上具有罕见的政治理想和勇气的杰出女性。北魏建国百年,官员改俸禄制,均田制,为国有土地,配合税制、户籍、三长制立法与基层行政组织,都是由大妇及其谋士实现的。
英迈的孝文帝就踏上了这条康庄大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个人主政的第五年,以历史习惯积累,不适合新政为由,放弃了百年旧都城平城,迁都洛阳。到了这个阶段,孝文帝已经不再满足于冯太后摄政期间为准备法律所做的努力,而是迈出了需要更大勇气和决心的一大步,急于彻底清除和改革自己宗族中的胡式残余。
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形势图
即使在汉唐时期,伟大的国家元首、杰出的学者孝文帝,也是在短短三年内,就从首都转换到了洛阳。当时的“北祖”或“北人”的语言和服饰,在一次次庄严的敕令下被强行禁止,其姓氏模仿汉族,由180个汉族姓氏指定和替代。孝文帝本人和拓跋扈的皇族姓氏也改为“元”进行倡导。北方的达官贵人和平民比都城南移定居洛阳时多了。太和十九年,“迁洛之人,葬死于河南,不得归北。所以南迁者,称为河南洛阳人”(《魏书》孝文帝纪)。
到了这个阶段,北魏时期只由“北方人”维系的民族意识已经消失,真正的汉人转型已经完成。当然,五湖四海在中国的本土化并不是对汉文化单一方向的绝对接受,而是他们固有的文化也被赋予了反方向渗透汉文化的机会。也就是说,在北魏北方部落汉化的过程中,与汉文化不冲突、不违背的北方部落的语言及其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汉文化的变迁。
只有在其汉文化中加入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汉文化才能变得更广更强,才容易吸收和鼓励北方民族参与汉范畴。汉族也因新血的渗入而扩大更新为新的汉族。然而,当时的北方文化是如何倒退的?又有哪些成分倒流?今天已无法详细得知它已隐入并转移到汉文化中。
文帝统治时期的重大改革
孝文帝热心改革运动,过于激进,却没有远见。洛阳迁都,有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的杀伤力在孝文帝和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和朝廷被推翻的结局。
南北朝是对立的,每个朝代都是如此
pan>梁朝“侯景之乱”,再在益益倾斜了的天平上加重砝码,淮南、淮西、襄阳—江陵、汉中地区、四川全省,北边与西边外缘大片土地尽行受动乱影响而脱离支配,随北方的接收而转移主权。到陈朝成立,所以已局促到以长江为界,领土范围较三世纪三国时代吴国尤小的国家。
侯景之乱中,八十多岁的梁武帝被软禁起来饿死
六世纪前半政治大波动现象固为南、北相共同,意义却全然相反。南朝所代表,系向消极、颓废、糜烂的途径堕落已不能自拔。北齐与北周立国,前者二十八年,后者二十五年,连同各别的前身东、西魏,也都未满半个世纪,反复的变动,却正呈现为迎向飞跃猛进更高一层境界时的突破与过渡。一个充满了新希望与新生机的新时代,以及新的大汉族民族国家再建立,便以此为关键完成转换。
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历史界曾谓为胡人汉化运动大潮流中回光返照式的反动性胡化运动。关于东魏—北齐,指出尽管高欢乃是汉人,史料却强调代代累积母系鲜卑血统远超过父系汉人,与北魏皇室恰恰相反。
关于西魏—北周,指出宇文氏当政的西魏时代(恭帝元年,554 年),一度非只皇室之姓再自元氏恢复原来的拓跋氏,汉人权贵也逆向鲜卑化,改变汉式单姓为由朝廷赐予的胡式复姓,如隋朝之祖杨忠为普六茹氏,唐朝之祖李虎为大野氏。实则,反汉化姓氏变换实行前后仅一年,第二年,仍由朝廷下令前赐姓皆复旧,而恢复汉姓,民族特质与文化的转换也无关胡人血统成分比例,隋、唐建国者同属母系鲜卑血统浓过父系汉族,而唐朝仍是汉族文化最光明灿烂的代表性朝代。
所以,历史发展下的北朝分裂,性格还是前进而非后退。只是,分裂双方前进的速率有其区别,大体上,北齐比较进步缓慢,自北魏基础上大幅再突破、再创新的乃是北周。
北齐最大贡献在于法典制作,河清三年(564 年)颁布的十二律(名例、禁卫、户婚、檀兴、违制、诈欺、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对中国法律史上的刑法立法具承先启后地位。笞、杖、徙、流、死五等刑,以及反逆、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的“十恶”罪名,都自北齐创定,犯十恶者无论何等身份,概在不赦,便是后世俗语“十恶不赦”的由来。
北周继北魏孝文帝而奋力要求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最终符合,成就尤其亘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
西魏—北周的伟大成就,关系此一地区汉人势力的特殊膨胀与活跃。北魏后期,汉人势力对军事、政治的比重已明显突出,特别因北族移住中心的立于河南省境,到达陕西省或“关中”地区的北族,人数比例远较“关东”为少。所以当西魏—北周以关中为政治中核而建国,汉人发言权且较北魏时代愈益增大,以及汉人支配的色彩愈鲜明。
北周战斗力泉源府兵制的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 年)成立。史书说明“仿周典,置六军,藉六等之民”,提案人便是汉人大臣苏绰。府兵制外貌沿袭鲜卑八部、八国或八大人制旧貌,组织中成员却几乎已尽行变质为汉人,所谓“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充军旅”,主帅八柱国也多数任命汉人。而外貌的仿效八部,意义毋宁是关中汉人吸取北魏无保留与急进的错误经验,平衡已步步立于被动与劣势的原北族人士情绪,对革新实质并无冲突的政治艺术成熟运用。随之的汉人一度赐以胡姓,似乎也出自同一理由。
尤其重要,儒家精神至西魏—北周时代明显复兴。儒家思想与儒家政治指导原则,以及学问研究根本经典的经学,随二世纪末大动乱而式微以来,命脉保全主要处所,原非兵灾波及比较缓和的南方,反而是剧烈波动的北方。此一反常现象,于北魏时代已形加大,儒家理想的文明主义、文治主义,便是孝文帝太和革新运动的推动力。
西魏—北周代兴,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家理论终于充分实践。其象征,便是以《周礼》为范式的官制创定。此一划时代的建国新理想与政治革新运动,于府兵制实行后第七年的西魏恭帝三年(557 年),由关中汉人世族苏绰、庐辩领导,而踏实展开,其特征,在于精简政治制度与所带动的素朴社会特性。
西魏模仿古代周礼改制的同一年,权力者宇文泰去世。年末,继承他权势的儿子便推翻西魏自立,此一后继朝代以恢复古代周朝制度为理想,也如古代周朝的建都长安,因此国号断然选择了“周”。北周以精益求精的革新态度掌握历史发展主动权,其包含四川而全有黄河、长江两大河川上游的西部半个中国,又从地理形势上指示历史发展主线必须依于北周。
577年,北周终于并灭北齐。第四年的581年,北周宇文氏政权又在如巨洪决堤,膨胀到极限的汉人势力压制下,被迫禅位汉人集团实力人物外戚扬坚,国号“隋”,南北朝于是立于共同的汉族支配。隋文帝(杨坚)开皇七年(587 年),回复北方中国汉人政权的隋朝,以消灭后梁而实现全中国统一的大事业起步。再两年(开皇九年,589 年),南方陈朝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继被灭亡。
从隋朝到唐朝,象征的是旧时代被扬弃,一个新的统一中国与新的汉族正式诞生。而此一继汉朝在世界史上大放光明的朝代,却自北朝孕育,也以北朝的文物制度为基盘,经济制度继承的是北魏均田制,兵役制度又是北周府兵制的延续,法律则北齐河清律令为蓝图。而唐朝特被后世赞美的政治上切除世族之瘤,人民参政权恢复到如汉朝的一律平等,也正是踏袭北魏政治革新项目之一 “不限资荫,惟在得人”的已铸定轨迹而予光大。
所以,唐朝气象万千的势运固系南北兼蓄,主泉源的发自北方应须承认。南朝代表旧时代没落而北朝酝酿新时代兴起,正是南北朝历史的概括特征说明。
姚大中 著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国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里找不到中国。《姚著中国史》兼容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认知茧房,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1.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为秦楚这些半边缘国家正名。
2.对东汉以来豪族演化的历史叙事,蕴含着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结。
3.对五胡建立的胡-汉联合政权的本质辨析,客观展示了大分裂时期的民族纷争与融合。
4.正视辽金元这些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并将其与汉族政权进行平等观照。
5.在域外与中国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历史,爬梳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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